杏彩体育:口述历史] 濒临破产的小厂被他做上市了当时整个诸暨

　　改革开放是好的。这么多年下来了，赞歌是要唱的，但是调子不要唱得太高。经验要总结，教训也不是没有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。

　　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读过大学的人，但是我经历了很多。有时候想想，年龄代表着一种经历，真是个好事情！

　　我现在60多岁了，看看现在的大学毕业生，再回首我的经历，我可以说我读的也是大学，是社会大学。因为，我在社会经历得多了，是一种财富。现在的我可以这么说：我们曾经的经历，你们现在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。

　　我这样的人，按20世纪60—70年代的就是“根红苗子正”，那时还有成分出身，我至少不是地主、富农出身，惟一的问题就是一个嫡亲的堂哥逃去了。

　　那时没有机会读书，于是我十几岁就到了农村，16周岁就加入了中国党，在一个公社里兼职团委，主职是农民。

　　1971年，公社里有个手工业社要招会计，我就去当会计了，每月工资是30元，全年360元，很不错了。这是我脱离农民的第一步。

　　记不清是1975年还是1976年，我积极争取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，连我在内，公社总共推荐了三个人，但是最后还要淘汰一个人，结果我被淘汰了。虽然这是很早以前的事，我现在想起来还要流眼泪。

　　在推荐的三个人里，一个是烈士子女，一个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女儿，就我一个没有背景。不过，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公社团委还是党员，各方面都很出色。我和烈士的子女是正式被推荐出来的。

　　不过，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有经验的，他知道当上“工农兵大学生”就变成城市户口了，一步之遥，是不得了的事情。他也知道总共就两个名额，烈士子女是肯定要被照顾的，自己的女儿要当大学生就必须挤掉我赵林中。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诸暨县招生办公室，信的题目是“赵林中毒药长江”，很耸人听闻的。

　　“毒药长江”是件很好笑的事情。一天，公社血防员对我说“灭钉螺的药要运过来了，你们手工业社的天井借我寄放几天”，我就同意了。

　　后来公社卫生院院长、供销社社长知道这件事情了，就对我说，“林中小鬼，灭钉螺的药药鱼很好的，你有天井的钥匙，你拿点药出来我们药鱼去”。我年纪比较轻，觉得挺好玩的，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。

　　药鱼那个晚上，我们在上游投药，等鱼被药晕了，就到下游找个合适的位置等着抓鱼。但是水太急了，被药倒的鱼都流到下游才翻了白肚。我们折腾到将近天亮，一条鱼也没有抓到。结果下游牧牛的村民倒抓了很多鱼。后来这件事上报到公社，公社认为是上游有人药鱼。

　　事情一查，很快就查到药是我拿出去的。这件事情过去后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后来到了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，北京外语学院的招生老师打电话到公社找我去谈话。谈完话后，很多人都来祝贺我，说北京外语学院以后出来是要当外交官的，所以就要来找你谈话，看看你的长相，看看你的脑子灵不灵。好了，我就开始做梦了：第一，我要变成城市户口了，第二，我不用待在这里了，一下子就上升到北京去了。

　　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知道这个事情后，认为他女儿肯定危险了。于是，他便写了那封信,他认为这溪水是流到钱塘江，最后流到长江里的。

　　后来，“”粉碎了，形势发生变化。我被调到县二轻局。到了二轻局后，我负责出简报，简报被浙江省第二轻工业厅的领导看到后，就想抽调我到省厅处工作，省里为此发了三道调令。这时我的心又被吊起来了，我想要是北京去不了，去杭州也是好的，省里的人还对我说可以解决城市户口。不过，那个时候县二轻局一直不放人。

　　为了能够到杭州，能够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，我去了局长家。到了局长家，我说局里对我很好，但是我到杭州后我就可以转到国家户口了，能直接领粮票了。局长当时很惊讶，说你竟然还是农村户口，那你在我们这里转转就好了。

　　局长话虽这么说，但是我根本不相信，因为那时转个城市户口实在很难。没想到，几天后局长让我填写了干部履历表。填完这个表后，我才知道自己被转为人民武装干部了，不仅户口转了，还成了国家干部。

　　1984年，我又被调到诸暨县委办公室，干了两年。但那个时候有个说法：“有文凭的要补水平，有水平的要补文凭”。当时有个机会考干部专修学校，可是我们这代人，真是生不逢时，赶上“文化大”，没有多少基础。语文考了80多分，那算是好的。数学呢，考了28分，也是蒙的，因为有选择题。

　　考不上，就没办法了。但在县委办公室呆着太宽松了，没有压力的，每天中午还有午休，午休这个毛病到现在都还没有改过来。那时，我给一个领导当秘书。有一次，他请我们这些身边的人到他家里吃饭，也喝酒，借着酒劲我们几个年轻人就说，你的年龄也大了，趁你在位的时候，也给我们提一下。因为当时，领导提拔身边秘书的情况也是有的。但领导说，这个问题他也想过，但他要保持好晚节。当时我们的心里就有数了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们几个人在私下议论，如果这样下去，还不如去企业干。那时的国有企业也是很厉害的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自己想去哪个哪个厂。问到我的时候，我说，第一志愿是到诸暨绢纺织厂当党委委员，也可以兼一个工会主席。第二志愿是到诸暨毛纺织厂当党委，我想上面还有，没太大压力，应该能胜任的。当然我们那是私下里讲讲，国有企业的领导，也像国家干部一样，是要组织任命派遣的。

　　真的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们私下里的讲话被县委办公室的一位主任知道了。有一天，领导找我谈话，“听说，你想到企业去”。后来又说到国营诸暨针织厂领导要调整。当时，我只是心里想，我的理想是去绢纺织厂、毛纺织厂这样大一点的厂，诸暨针织厂听都没听见过。而且以为是领导随便跟我聊聊，实际上组织上已经决定了。过了些天，计经委领导对我说，赵林中，我陪你到一个地方去走走！那时，陪领导去企业还是蛮多的，所以就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去了。

　　针织厂在一个小弄堂里，地方很小，厂房、宿舍全在里面了，人称“七十二家房客”。两层的办公楼，一楼二楼间有个厕所，好臭啊！到了办公室，计经委领导叫了几个人，随即拿出文件说，“今天我是陪赵林中到这里来上任的……”

　　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就感觉是领导把我骗过去的。后来才知道组织程序是允许的，因为我是党员。

　　那也能叫厂啊？那时居民的猪、鸡都是放养的，就在厂门口晃悠。大门前面是浣纱江，江边住着三个乞丐。天好的时候厂门是厂门，洪水来的时候，厂门就变成闸门，洪水一过，全是黄泥和垃圾。

　　当时的诸暨国营针织厂在一个弄堂里，在诸暨没什么名气。那个时候有百来个员工，300多万元资产，300多万元负债。组织调我过去的主要任务是扭亏为盈。

　　既然是组织安排的，我就好好做。我到厂里第一件事就是开了个会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表决心：“我既然来了，头发披散了。”诸暨话的意思就是豁出去了；第二句线人的国有厂，我听说你们都有关系的，但是人人都有关系等于没有关系”。意思是，我不来管你们，我只管工作。”

　　开完会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厂大扫除。因为，我到这个厂第一眼就看到一头母猪在大门里转悠着，而且通往二楼办公室楼梯口的那个厕所，不管谁来都要先闻臭气。我就说把厕所关了，再宣布母猪不准进厂。这种做法和海尔的张瑞敏差不多，他进海尔首先说的就是“不准随地大小便”。你们不要笑，这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“若要富，做坯布”，做出的坯布出口或者卖到深圳等沿海城市去。这时，有人建议我做坯布，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个经营管理人才叫蔡杭森。

　　赵林中必须做到两件事：第一，成立一个集团公司，名字必须有“纺织”和“集团”四个字；第二，联系好。

　　我永远记得蔡杭森给我喝的第一罐可乐。在宾馆里，他“唰”打开冰箱，“啪”打开可口可乐的拉环，对我说“喝”，不用客气。那个姿势啊，真是气派！我接过可乐第一口喝下去后，可乐的气从肚子里涌上来，我打了个嗝，心想：啊呀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喝的饮料啊！蔡杭森到客户那里去，不是发香烟，而是一下子就扔上几条万宝路。我当时想：“在诸暨要送五条香烟是要隐秘一点的事情，你们在特区怎么就这么随便？”后来他和我说，“在这里送五条香烟，就跟在诸暨分一根香烟给你抽抽是一样的”。还有他教我用一次性打火机，我怎么都学不好。吃一餐饭5000块，还给小费……

　　我们这次出差总共是7天，回到诸暨一算账总共赚了60万元，纯利润就有50万元。1987年的60万元价值是比现在的600万元还要高，这个时候离集团公司成立还不到半个月。这个事情在诸暨可是不得了啊，财税局以前从来不来我们厂的，那次以后就来了。那时我们诸暨有个绢纺织厂，是国家二级正规企业，工人二三千人，年利润是100万元，但我们一个员工100多人的小厂，一票生意就净赚了50万元，这仗打得相当漂亮。

　　第一桶金赚到了后，我决定不再做老行当了，我认为要扭亏为盈必须“出奇出格”。我没有做生意的兴趣，当年我就在厂里的车间搞承包。把车间承包给车间主任，车间主任对外就声称是某某厂的厂长，但是“厂长”签合同的话还是需要我签的，因为他没有法人资格，这就是模拟二级法人。这是国企改革的第一步，是国家提倡的。

　　搞承包，第一年很灵的，有一个漂染车间，按我们签订的协议我要奖给主任2万多元钱。这件事情在诸暨县城里闹得不得了了，全城人都议论纷纷，但是我不管，我认为这本来是个亏损厂，我只要扭亏就好了。

　　我奖2万元给车间主任的事闹得很大，后来诸暨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派了一个秘书下来调查：为什么针织厂扭亏为盈了，职工收益提高了，对赵林中的议论反而多起来了？后来这个人发了一个政务简报，认可我的所作所为，我才没有吃苦头。

　　国有企业条条框框在那个时候有很多，做起事来有些缩手缩脚。不过，我当时思想还是比较激进的。我记得当时有几句很“”的话。

　　国企里有一句话“职工的事再大都是小事，企业的事再小都是大事”。我不认同这种看法，我觉得应该是“职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，企业的事是大事就是大事，是小事就是小事”。实际上是契合了现在的“以人为本”。1996年，我们把围绕思想工作所确定的规章制度进行系统的总结、分析、归纳和整理，形成规范的《富润控股集团经常性思想工作条例》，总共六十一条，简称《六十条》，涉及职工结婚、医疗、福利、退休、入伍、立功，以及家庭纠纷、生老病死等，涵盖职工生产劳动、工作学习、家庭生活、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，被誉为“枫桥经验”的企业版。

　　当时还倡导“企业得大头，集体得中头，个人得小头”。我当厂长后，觉得这口号是漂亮的，但是要按这么操作的话企业肯定要亏损，于是我倒过来“个人得大头，集体得中头，国家得小头”。这个话，直到前几年我参加全国人代会，叫我回顾国企改革的事，我说了这句话，代表们听了都大吃一惊。我细一算账，要是把三者利益分配关系算成100％，国家得32%，集体得33%，个人得35%，我们是国有企业，那集体的33%也是国家的，总共加起来国家还是得65%。国有企业太死了，应该向个人倾斜点，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这样国家才能得大头。

　　还有一句也要倒过来，“大河有水小河满，大河无水小河干”，我说这也不对，要“小河有水大河满，小河无水大河干”。

　　紧接着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。我一对照，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。这是“改革”。所以当时还有人。